吴靖

窃以为，20世纪极富传奇色彩的音乐家、钢琴演奏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就像一座兀自屹立的千寻雪峰，身上散发着强烈的“北方情结”，与之形成了鲜明而饶有意味的对比的是，另一位享誉全球、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的文学大师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生命中的关键词则是“南方”，或曰“南方梦幻”。

博尔赫斯

与身处寒冷北境多伦多的古尔德绝然不同，出生和成长于温暖湿润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尔赫斯，一直对南方有着天然的亲近与神往。从第一部诗集中的诗歌《南方》出发，“南方”就如同一个梦幻、一种命运、一份启示紧紧地萦绕和贯穿着博尔赫斯的生命，它包蕴和承载了博氏的幻想、哲思与深沉的爱。以至于博尔赫斯在晚年与作家奥斯瓦尔多·费拉里的对话中，还心心念念“南方——大希腊”（他称之为“人们在那里开始思考，自此以后我们一直在努力思考下去。总之，这个优秀的习惯开始于大希腊）”。从某种意义上说，恰如探访古尔德的“北方情结”是理解他的人生和音乐（演奏）的关键，探询博尔赫斯的“南方”或“南方梦幻”，也是走进他和他的文学迷宫的一把钥匙。

梦之诗境

1923年，24岁的博尔赫斯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这部旅欧之作凸显意象而淡化修辞，始终洋溢着探戈舞曲般的热情。诗人写道：“这本诗集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尽管它行文风格洗练，且富于简洁的隐喻。它赞美日落、孤僻的地方和陌生的角落，它甚至敢于涉足贝克莱的形而上学和我们家族的历史，它记录了我早年的恋爱。……我担心这本书会变成一个葡萄干布丁：那儿东西太多了。”的确，这部题材广泛的诗集既包括描述故乡风情的《街道》、《拉雷科莱塔》，诗情画意的《陌生的街道》《圣马丁广场》《城郊》，追忆童年的《归来》、《一处庭院》，以及对晨曦、黄昏、花园等自然景物的吟咏，处处凝聚着博氏对个体、自然和生活等问题的独特体验和思索。

《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

因此，博尔赫斯的这部处女作在其创作生涯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博氏一生创作的源泉和母题。他中后期创作的大部分题材都包含在这部诗集之中，正如诗人的自白：“我感到，我整个一生一直在重写这惟一的一本书。”在这其中，《南方》一诗又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从《南方》出发，诗人开始有意识地模糊现实与梦幻的界限，通过各种感觉来建构一个亦真亦幻的神秘世界，它构成了博尔赫斯代表性的幻想文学的起点。在此，我们看到诗句中既包含着对客观现实的忠实记录，也传达出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

从你的一座庭院，曾经眺望

古老的星星，

从一张阴影里的长凳，曾经眺望

这些零散的光点，

我的无知从没学会为它们命名

也排不成星座。

曾经觉察到秘密水池里

流水的循环，

素馨花和忍冬的香气，

安睡的鸟儿的宁静，

门道的弯拱，潮湿

这些事物，也许，就是诗。

诗人独自坐在长凳上，回忆起曾经仰望过的古老星空，幻想着心中的南方。“古老的星星”所散发出的星光实则是一种精神现实的诗性意象。诗人的精神创获就是去发现过去的光源，事实上，博尔赫斯一直主张应当回归过去，因为“要回到过去，过去是我们的财富”。接着，诗人转而想起“流水”、“素馨花和忍冬”，以及“鸟儿”和“门道的弯拱”。与此同时，诗人充分调动了全部的感官经验，于是在这些客观事物之间萦绕着“流水的循环”、“香气”、“宁静”、“潮湿”等词汇，这便从客观世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幻世界。

事实上，博尔赫斯早已领悟客观世界和梦幻世界都是现实的组成部分，他曾写道：“依我看生活也许是万事万物的总和……当我做梦、睡觉、写作、阅读时，我就是在生活。……我以为不应把生活与文学对立起来。我相信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南方》一诗中，博氏模糊了现实生活的两个层面，读者在诗人所描述的客观世界与梦幻世界之间犹疑，无法确定自己感觉到的究竟是“花、鸟、水流和门道的弯拱”，还是诗人所感觉到的“香气、宁静和循环”。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诗结尾处的“这些事物，也许，就是诗”的陈述为犹疑的读者提供了解读诗人真实意图的可能性，即诗人以个人感觉为桥梁，从而打破了想象的虚幻世界与现实的客观世界的界限，并使两者相互沟通。

博尔赫斯说“作家是记录员”，但他所谓的“记录员”并非客观世界的记录员，而是对“某种不知道的东西的记录员”。诗人对个体感觉、潜意识和灵感等无法确知的东西，通过诗的意象传达给读者，这一过程便是“创造”。因此，博氏认为诗人就是“创造者”——将外在的客观现实内化为自身的情感现实，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乃是“幻想”，一种基于个体感觉经验的独特创造力。众所周知，“幻想”是博尔赫斯后期作品的主要特质，由其所代表的幻想文学更成为拉美现代文学的重要流派。在后期创作道路上，博尔赫斯正是凭借这些感觉经验创作出一系列魅力无穷的幻想文学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南方》一诗可被视为博氏后期幻想文学创作的某种启示——由诗歌《南方》出发，博尔赫斯开始迈向更加广阔的人生，并通过其中后期精彩绝伦的幻想文学创作（尤其是短篇小说），最终无限接近他在精神向度上的南方之境。

梦之舞台

如果说早年的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让年轻的博尔赫斯在文坛崭露头角，那么真正让他赢得国际性声誉的则要归功于一本重要的杂志，它为青年博尔赫斯在人生的关键阶段提供了一个持久而随性表演的梦之舞台。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这本杂志有一个对于博氏而言宿命般的名字：《南方》，由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赐名。

《南方》杂志第一届编委会成员合影

1931年1月1日，阿根廷女作家、翻译家维多利亚·奥坎波出资创办了《南方》杂志（Sur），这位传奇女性出身于阿根廷最古老、最富裕的家族之一，自幼接受英法两种教育，长期在欧洲旅居，致力于推动南美洲的文学和艺术生活。她将《南方》界定为洲际杂志，使用西班牙语，试图促进南美洲的本土创作，并向非美洲文学敞开大门，以才华作为唯一的标准选用文章。由于她卓越的文学素养、惊人的号召力和组织才干，《南方》从一本地方性杂志逐渐发展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杂志，其辉煌的生命延续了长达71年。这种强悍的生命力，加之世界主义的定位，吸引了无数名流大家。其中，博尔赫斯与《南方》杂志的相互成就堪称典范。

《南方》创刊之时，慧眼识才的奥坎波就邀请博尔赫斯担任杂志编委会成员，彼时博氏已经32岁，但并没有任何耀眼的光环。可以说，博尔赫斯是极为幸运的。奥坎波发号施令的方式总是既优雅又不可抗拒，按照博氏本人的说法：“维多利亚邀你去圣伊西罗德看望她，但却不请你去，她召唤你去。”此后的30年间，博尔赫斯成了维多利亚所期望的“主要撰稿人和整体设计的顾问”。博氏的许多名篇诸如《巴别塔图书馆》、《特隆、马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都发表在《南方》杂志上。后来，精通多国语言的博尔赫斯又涉足翻译领域，他翻译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和伍尔夫的《奥兰多》，也在奥坎波旗下的《南方》杂志社出版。

作为博尔赫斯生命中的一大贵人，奥坎波与博尔赫斯的关系颇为奇特，他俩互相敬重，但又不过于亲密。博尔赫斯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如果让我讲一个关于维多利亚的回忆，很有意思，我记得我们从来无法达成一致，又一直很爱对方，而且还是无法统一意见，但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特点，能够与一个人互不同意这一事实意味着很多”。当然，博尔赫斯有时也会毫无讳言地抱怨奥坎波过于强势、霸道、控制欲过强。即便如此，这对密友还是共同承受了许多事情，正所谓“患难见真情”。在庇隆独裁统治时期，两人都受到了迫害，博尔赫斯被贬为市场稽查员，奥坎波则被捕入狱。独裁统治结束后，博尔赫斯成为国家图书馆馆长，正是得力于奥坎波的强力推荐。

随着《南方》杂志的声誉日隆，博尔赫斯的影响力也日渐广泛。后来，《南方》出版了一期博尔赫斯的专刊，这本专刊成就了博氏真正国际意义上的神话。正是众多国际学者对博尔赫斯的推崇，才让他成为最早翻译进入欧洲文化圈的拉美作家。1961年，博尔赫斯和萨缪尔·贝克特共同成为福门托文学奖得主。随后，博尔赫斯的诗歌和小说开始在法国流行，之后又被翻译到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英国。一个作家与一本杂志，最好的关系是互相成就，博尔赫斯与奥坎波的《南方》正是如此。

从奥坎波的《南方》，博尔赫斯的幻想文学走向了全世界，这位日后被学者和读者誉为“作家中的作家”的文学大师，在晚年写给奥坎波的一系列书信中，和她深情回忆了《南方》杂志创办之初以及成立35周年时的动人情景，并向这本引领他走向世界性舞台的重要杂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南方》的创办是阿根廷文化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的影响是全然有益的。阿根廷灵魂最好的特性之一，是不仅对发生在这里的事情，还对发生在地球上任意一个地方的事情都有着慷慨的好奇心。我们传统中的谦逊，让我们迫使自己不像欧洲人那么地方主义。也可以说，我们的传统是所有的过去，超越了单一语言或单一血统的界限。我相信所有阿根廷人，尽管他们不知道或是拒绝承认，都欠《南方》一份谢意。

梦中之梦

顺着《南方》诗歌的启示，乘着《南方》杂志的春风，博尔赫斯继续向着他心中的南方之境迈进。1944年，45岁的博尔赫斯创作了一篇极富传奇色彩的短篇小说《南方》，这篇晦涩的小说就像以身外之身去一窥梦中之梦（正如《菜根谭》中的妙语：听静夜之钟声，唤醒梦中之梦；观澄潭之月影，窥见身外之身。），多元的阐释空间和强烈的幻想特质让它成为博尔赫斯中晚期小说的代表作，似乎也回答了博氏心中所向往的南方的终极奥义。

博尔赫斯与读者们

1976年3月，博尔赫斯在印第安纳大学的演讲中谈及了《南方》的构思，他声称受到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经典中篇小说《螺丝在拧紧》的影响，让他想在一个短篇小说中同时虚构三个故事。其实，不是三个故事，而是一个故事的三种结局，这三种结局源自对小说本身三种不同的读法——现实的、寓言的、梦幻的，这正是这篇仅有四千字的短篇小说《南方》的不朽魅力。

第一个是现实故事。达尔曼一天在上楼时不小心额头碰出了血，第二天发了高烧，八天后被送进疗养院。死里逃生后他乘上火车，想回到他渴念已久的南方，结果火车没停在惯常的车站，他在前一站下了车。在一家铺子吃晚饭时，旁边一个喝醉了酒的小流氓向他挑衅，激将他去搏斗。达尔曼明白他不免一死，在“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疗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注射针头扎进他胳臂时，如果他能在旷野上持刀拼杀，死于械斗，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于是“达尔曼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匕首，向平原走去”。

第二个是寓言故事。这比第一种读法有趣不少：达尔曼躺在医院里时开始渴念起南方，于是在病好后他乘上火车回到心中的向往之地，由于火车停在了前一站，他只好提前下车，并走到一家杂货铺子，在那里吃晚饭、等车，旁边一个喝醉了酒的小流氓激将他去搏斗。达尔曼渴念南方，结果回到南方时，南方却杀害了他。一个人死于他所热爱的事物，这正好是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每个人都戕害了他所热爱的事物”的颠倒。

第三个是梦的故事。达尔曼也许从未回到南方，他被刮伤之后，第二天发起了高烧。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八天，在他死于医院手术刀下之前，他做了一个梦。在那场梦里，达尔曼并没有窝囊地死在医生的手术刀下，他病好后，乘火车回到了他渴念已久的南方。在那儿的旷野上他持刀拼杀，幸福地死于械斗中的刀锋下。这只不过是一个梦，达尔曼幻想着一场南方人英雄式的壮烈死亡。

在《杜撰集》1956年的补记中，57岁的博尔赫斯不无骄傲地写道：“《南方》也许是我最得意的故事。”在同一个短篇故事中把玩着三种结局，三种解读，确实令人激赏。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博尔赫斯本人最喜欢以第三种梦幻的方式去解读《南方》，这是他早年的诗歌《南方》中早已给出的启示。博尔赫斯认为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梦，小说写的并不是一个人真正的死亡，而是临死前梦见的死亡。在博氏的小说世界里，生老病死的正常死亡是不值得提到小说里来的，在他那儿，死亡必须具有一种美学价值。

让我们再次回到《南方》的最后部分，达尔曼在酒馆里遇上了他认为的南方的代表人物，“一个非常老的男人背靠柜台蹲在地上，像件东西似的一动不动。悠久的岁月使他抽缩，磨光了棱角，正如流水磨光的石头或者几代人锤炼的谚语。他黧黑、瘦小、干瘪、仿佛超越时间之外，处于永恒”。于是，在永恒的注视下，浪漫主义的死与平凡庸常的死交遇会合，“如果说达尔曼没有希望，他至少也没有恐惧”，他清楚了自己的命运，这死亡以一种黑格尔式的逻辑使两种身份的归属合而为永恒，但这不是时间无限的永恒，而是瞬间的永恒，这南方也不仅仅是田园牧歌式的南方（“孤寂达到十足的程度，甚至带有敌意，达尔曼几乎怀疑自己不仅是向南方，而是向过去的时间行进”）。

在此，南方即永恒，永恒即南方。

博尔赫斯之墓

意味深长的是，如此强烈的梦幻叙事却源自诗人的真实经历。1938年圣诞节前夕，博尔赫斯在快步上楼时，撞上了一扇窗，后来伤口感染，他发烧住进了医院，躺了一个多月。在疗养期间，博尔赫斯对自己的精神是否健全产生了怀疑，他母亲给他念C.S.刘易斯的小说《走出寂静的星球》时，他听着听着哭了起来，他说他明白了以后该怎么做，作为作家下一步该怎么走。从此，小说艺术的一场世纪中期的革命拉开了帷幕。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张艳